贝璐
| 贝璐爵士 Sir William Peel KCMG KBE | |
|---|---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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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第18任香港总督 | |
| 任期 1930年5月9日—1935年5月17日 | |
| 君主 | 乔治五世 |
| 辅政司 | 修顿爵士 |
| 前任 | 金文泰爵士 |
| 继任 | 郝德杰爵士 |
| 第3任马来联邦布政司 | |
| 任期 1926年5月9日—1930年4月9日 | |
| 君主 | 乔治五世 |
| 前任 | 乔治·麦斯威尔爵士 |
| 继任 | 查尔斯·科克伦 |
| 个人资料 | |
| 出生 | 1875年2月27日 英国英格兰诺森伯兰郡 |
| 逝世 | 1945年2月24日（69岁） 英国伦敦 |
贝璐爵士，KCMG，KBE（Sir William Peel，1875年2月27日—1945年2月24日），英国殖民地官员，长年在马来亚任公职，1930年至1935年出任香港总督。
生平[编辑]
早年生涯[编辑]
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于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赫克瑟姆（Hexham），父亲名叫W·E·贝璐，曾在约克郡波士顿温泉（Boston Spa）任职牧师。贝璐早年入读位于韦克菲尔德（Wakefield）的锡尔科茨公学（Silcoates School），后来于1893年升读剑桥大学皇后学院，其中在1896年的数学优等考试中名列第11名（11th Wrangler），同年亦以文学士资格毕业。在1931年，贝璐再获皇后学院颁授文学硕士学位。
殖民地生涯[编辑]
从剑桥大学毕业后，贝璐在1897年前往马来亚，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职官学生，未几先后在1898年和1899年于高渊和大山脚担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务专员。另在1901年以前，他亦一直在威省内任同职。
在1902年，贝璐被改调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辅政司。但不久以后，他在1905年派回槟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医官。至1908年，贝璐改任审计官，到1909年转到马来联邦管辖下的雪兰莪出任署理参政司秘书，1910年改于下霹雳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务专员。在1911年，贝璐调回槟城，擢升为槟城市议会专员署主席，期间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槟城参政司（Resident Councillor）。
在1918年，贝璐累迁为星加坡市议会专员署主席，到1919年转任马来联邦食物管制官（Food Controller），至1920年擢升到海峡殖民地（三洲府）任劳工署署长（Controller of Labour），其中又曾于1921年在当地政府兼任欧籍人士失业委员会主席。在1922年，贝璐出任英国驻吉打地方政府顾问，期间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时署任槟城参政司之职。未几在1926年，贝璐终获擢升为马来联邦布政司，当中在1927年5月至6月，他更署任了马来联邦护督兼高级专员之职。
贝璐在1930年卸任马来联邦布政司，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，升任第18任总督。贝璐随后在1930年5月9日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，正式履新。其实，他早在1927年任马来亚护督的时候，英政府就曾询问贝璐，问他是否愿意担任一个重要性较低的总督级职位；当时贝璐表示同意，结果就在1930年，他就获委任当港督。
相较于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，贝璐为人较为随和，作风沉稳，对英政府持合作的态度，并不会像金文泰爵士时常与英政府持相左意见，甚而反对英政府的政策。在当时，由于英政府财政紧绌，所以对殖民地政府的事务，不论大小都爱一一过问，故此，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选。
香港总督[编辑]
社会建设[编辑]
贝璐十分关注香港的社会建设，在医疗方面，他任内落实兴建长洲医院（1933年动土，1934年建成），又在港岛兴建远东规模最大的玛丽医院。在食水方面，贝璐在1931年建成九龙副水塘与香港仔水塘，又于1935年展开城门水塘第三期工程。城门水塘第二期工程展开时，时值英皇乔治五世登基25周年，贝璐便将城门水塘更名“银禧水塘”。贝璐任内亦见证香港电话线路转驳全面自动化。
香港的交通在贝璐任内亦有很大发展，在1933年，他批准油蔴地小轮引入汽车渡轮服务，从此汽车可以在港、九两地行驶；同年6月11日，他分别向九巴和中巴两所巴士公司发放为期15年专营权，准许九巴专营九龙、新界和离岛公共巴士服务，中巴专营于香港岛地区。发放专营权结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竞争的局面；贝璐又借机会引入新条款，加强监管公共巴士服务。港府规定两所巴士公司要把收益某个百份比拨归政府，更对巴士车资作出监管。巴士公司须由英籍人士组成，巴士也要购自英国。在航空交通方面，贝璐上任不久以后，粤、港两地机场开始互航，启德机场的指挥塔和飞机库亦在其任内落成。
在市政服务方面，香港家居排污引起社会关注，立法局在1935年3月通过《1935年市政局条例》，改组原洁净局为市政局。新的市政局要到贝璐卸任后，至1936年1月才正式成立。市政局大致拥有洁净局的权力外，更加入民选议员席位。
社会风气[编辑]
卖淫活动[编辑]
自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以后，香港的社会风气问题开始备受联盟的关注，而且还成为了国际议题。国际联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绝境内的卖淫活动；可是，历任的港督均认为港府已订立了相当的法例，对黄色事业作十分有效的规管，而且秦楼楚馆一类烟花之地在中国古已有之，所以不便禁绝香港传统的卖淫活动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港督的意见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默认，所以终1921年代，有关禁绝卖淫的提议始终没有在香港落实。
然而，在贝璐上任后，时值英国工党刚刚上台执政；而由于工党政府与国际联盟的立场一致，所以禁绝卖淫活动之声再起。贝璐初时反对禁绝卖淫，指出港府对卖淫业的规管打理，“比起伦敦政府处理国务还要井井有条”；他又认为，华人社会中的妓女并非如西方所想的街头孤儿，她们往往能够成为大户人家的妾侍，所以禁绝卖淫并不可取。尽管贝璐的努力辩解，但工党政府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，结果贝璐唯有屈从。经港府查证后，贝璐向英政府汇报，香港共有6所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，内面共有17名领有牌照的欧籍妓女；此外，全港又有222所中国和日本人开办的妓院，内面共计有2,657名领牌妓女。
资料发表后不久，国际联盟在1931年派出一队人口贩卖调查团到香港。贝璐事后遂根据调查团的建议，在1932年6月勒令关闭所有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，而欧籍妓女则被递解离境；后到1934年6月，所有华人妓院亦遭到勒令关闭。不过，出乎西方舆论意料的是，卖淫活动被全面禁绝后，香港的社会风气反而没有得到改善。卖淫活动转到地下发展，在湾仔一带更出现不少流莺在街头流连，此外，缺乏了以往的监察，驻港英军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%急升至24%，可见禁绝卖淫的政策并不成功。
鸦片贩卖[编辑]
除了卖淫活动以外，工党政府同时联结了英国反鸦片联盟，向港府施压要求禁售鸦片。在种种压力下，贝璐遂在1931年开始立法禁烟，除吊销公烟的专卖牌照外，又不得市民私藏与吸食鸦片。在当时，英商已不再是鸦片的主要供应商，相反，中国各地军阀为了筹集经费而迫令农民改植鸦片，所以中国大陆成为了鸦片的主要来源地。有见及此，贝璐又特设了缉私队追缉私烟。
总体上，禁售鸦片对香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，因为这除了使私烟不绝外，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烟馆，不少人更因为吸食或贩卖鸦片而被定罪，以致监狱出现过分挤迫的问题；而禁售鸦片以后，警察受贿的情况也有所恶化。所以贝璐曾经抱怨禁售鸦片与当年美国禁酒一样，将不会取得成功。
此外，禁售鸦片使港府的财政构成沉重打击。在过往，销售合法鸦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，但是在禁售鸦片以后，猖獗的私烟贩卖使港府白白失去了这方面的财政收入，结果，贝璐唯有大幅增收遗产税、成药税和娱乐税，以弥补禁售鸦片所导致的财政赤字，经过一番努力，到1936年的时候，鸦片收益已大幅减至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一。在此以后，港府继续禁售鸦片，到1945年9月20日，港府更正式宣布禁绝鸦片贸易。不过，鸦片在那时已经式微，可卡因和海洛因一类的新兴毒品已成地下市场的主流。
经济不景[编辑]
在1929年，美国华尔街爆发了全球性股灾，一时间使欧洲和美国陷入了长久的大萧条之中。身在远东的香港最初仍能够置身于事外，可是随着1931年国际白银市场崩溃，白银的跌价立即导致奉行银本位的港元大幅贬值；以往在1920年代，每一港元大约可兑三仙令，但是白银跌价后，每一港元只可兑换小于一仙令，意味要多于20港元才能兑换到一镑。港元贬值后，伦敦曾派一货币委员会来港，事后建议一日中国维持银本位，香港也应当跟从。可是，在1934年，由于美国政府大举搜购白银，遂使中、港银价大幅反弹，而国民政府于1935年宣布放弃银本位后，港府为免港元进一步升值，在同年11月宣布放弃银本位，但当时贝璐已经卸任。
面对经济不景，贝璐曾在1932年设立一个节约委员会（Retrenchment Commission），以设法紧缩政府开支。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引入更多华籍公务员，以取代薪酬相对较高的外籍公务员。港府最初在市政和卫生部门执行有关建议，当中包括开始招聘华籍护士到公立医院工作。此外，有鉴于于公务员薪俸以英镑结算，贝璐亦曾下调公务员薪酬，以节省政府开支。到1934年，贝璐更发行了2,000万元公债，用于地方建设之上，以收刺激就业之效。
总括而言，尽管港元因为大萧条而贬值，但是香港的经济却没有比想像中差，因为港元贬值期间增强殖民地的竞争力，贸易额亦因而上升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贝璐任内港府的财政收入一直稳步增长，而且更首次逼近3,000万港元的水平。
晚年[编辑]
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职，返回英国，展开退休生活。贝璐晚年退居于英格兰东萨西克斯郡的贝克斯希尔（Bexhill），后于1945年2月24日，即生日的3天前卒于伦敦，享年69岁。
家庭[编辑]
贝璐在1911年与维尔勒·玛丽·德雷克（Violet Mary Drake）结婚，她的父亲则名W·D·莱恩（W. D. Laing）。贝璐与贝夫人共生有两名儿子，他们是：
- 拿督约翰·贝璐爵士（Dato Sir John Peel，1912年6月16日—2004年5月8日），英国殖民地官员，保守党政治家及欧洲议会成员。[1]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[2]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[3]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
- R·L·贝璐（Richard Laing Peel，1914年—2002年），英国殖民地官员。[4]
杂记[编辑]
- 贝璐三父子皆于剑桥大学皇后学院毕业，贝璐在1893年入读，而其长子与次子则分别在1930年和1933年入读。
- 贝璐热爱到郊外骑马和打高尔夫球，任港督时更兴建粉岭别墅。总督别墅于1934年建成，贝璐每逢假日都爱到那里避暑。
- 贝璐曾于1934年10月17日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立下奠基石，该行是当时香港首幢安装冷气系统的商业楼宇。
荣誉[编辑]
勋衔[编辑]
荣誉院士[编辑]
- 皇后学院 （1932年）
荣誉法学博士[编辑]
- 香港大学 （1935年）
以他命名的事物[编辑]
- 贝璐道，连接香港仔及太平山的道路，原名“鸭巴甸新路”，1960年改现名。
- 贝夫人健康院，原址位于湾仔修顿中心，于2006年迁往邓肇坚医院。[5]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
- 贝夫人美沙酮诊所，位于湾仔柯布连道。[6]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
- 贝璐楼，位于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内。
- 贝璐工程实验室，原于香港大学内，在1981年拆卸。
- 啤律，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蕉赖的道路，排档食肆林立，为当地有名的夜市和食街。
- 槟城太子道，位于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的道路，槟榔医院座落此街。
请参见[编辑]
参考资料[编辑]
- Who was Who, 1941-1950，A & C Black。
- Excellency :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，Russell Spurr，Hong Kong：FormAsia，1995年。
- A History of Hong Kong，Frank Welsh，HarperCollins。
- 香港掌故趣闻小博士，严吴婵霞，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6年3月。
- Eminent Alumni，剑桥大学皇后学院，2007年7月18日造访。
- Full Details for Query #64226，CousinConnect.com，2007年7月18日造访。
- COUNCIL MEETING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，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，1933年10月12日。
- COUNCIL MEETING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，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，1934年10月18日。
- Malaysia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，WorldStatesmen.org，2007年7月18日造访。
- Malay States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，WorldStatesmen.org，2007年7月18日造访。
- 香港货币制度的兴替 （页面存档备份，存于互联网档案馆），香港金融管理局，2007年7月18日造访。
外部链接[编辑]
- 立法局会议记录（英文）
- 其他
- 香港大学赞辞[永久失效链接]，1935年发布
- 贝璐爵士于港大领受学位后致辞[永久失效链接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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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前任者： 马尔科姆·麦克亚瑟 |
英国驻吉打顾问 1922年–1925年 |
继任者： 堪富利士 |
| 前任者： 乔治·麦斯威尔爵士 |
马来联邦布政司 1926年–1930年 |
继任者： 查尔斯·科克伦 |
| 前任者： 修顿（署理） |
第18任香港总督 1930年–1935年 |
继任者： 修顿爵士（署理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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